2011年，我们二人在导师的安排下，合作编著《〈儒林外史〉学术档案》一书。因为这部书收录了萧相恺先生的《抨击日下世风、探索士子人格建构的书——也谈〈儒林外史〉的主题》一文，因此得以结缘认识萧先生，并得到了萧先生的支持和鼓励。
前日惊悉萧先生遽归道山，我们二人各自写下两段文字，以此怀念、致敬萧老师。
萧相恺先生以独具慧眼的卓识，明确了《儒林外史》作为世情小说史“第二个高潮的前峰”的地位。
先生在《世情小说史》一书中指出：在中国的世情小说史上，《儒林外史》不同于“那些描写男女情爱婚姻、家庭兴衰荣枯”的才子佳人之类世情小说，而是第一部“以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为对象的长篇小说”，是“前此写知识分子小说的一个大总结、一个大飞跃”，是“世情小说题材方面的一个大拓展”。
这一判断，其意义不止是明确了《儒林外史》的世情小说史地位，更是真正从题材内容的角度认识《儒林外史》，改变了对《儒林外史》主题认知的向度。
自鲁迅先生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二十三篇《清之讽刺小说》称“迨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出”，“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”以来。
人们往往从艺术表现手法的视角，关注《儒林外史》作为讽刺小说的价值与文学史地位。这一显然规定了对《儒林外史》“讽刺”或“批判”内容的单向度关注。
而萧先生则脱开了这一“规定”的限囿，对《儒林外史》的主题内容做出了更全面、更准确地把握，即由对《儒林外史》“批判”内容的重视，到对“批判”内容和“建构”内容同样看待，甚或对“建构”内容给予更多关注。
由此，萧先生指出，作者并非以反科举为主要指向，而是以此阶层来反映日下的世风，探索士人人格的建构。这在《儒林外史》现代学术史上具在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正是因为此，《中国学术档案大系》之《〈儒林外史〉学术档案》将先生发表在《明清小说研究》1996年第4期上的《抨击日下世风、探索士子人格建构的书——也谈〈儒林外史〉的主题》一文，列为《儒林外史》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篇目之一。
编《〈儒林外史〉学术档案》时，由于想全文收入萧先生的文章，需要先生的授权。虽然时常翻阅先生编纂的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，知道先生是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著名学者，但根本不认识先生。
记得是2011年五一期间，我很冒昧地给先生写了封信，告诉先生由于经费有限，收入文章不能支付稿酬，只能提供两本样书以致谢意，并随信附上了“授权声明”。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先生于5月9日亲笔签名的“授权声明”。深感暖心，深受鼓励。（甘宏伟）
2019年8月，我和甘宏伟师兄同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开“时空维度与《儒林外史》全国学术研讨会”，才第一次见到萧先生，我们把刚出版不久的《〈儒林外史〉学术档案》呈送给他教正。
先生非常和蔼地和我们说话，肯定我们做的这项工作。次日在会场重逢，萧老师看到我，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的评介我看了，确实是我要说的那个意思。”
能够得到作者的肯定，特别是像萧老师这样年高德劭的长者的认可，让我备受鼓舞。
2019年底，萧老师同苗怀明同赴福建参加冯梦龙文化研讨会，那次在福州相会，更觉亲切，苗老师建议我也尝试一下花式作业。
见面机会虽少，但微信里时常会收到萧老师分享的文章，有时也有和萧老师聊几句。
2025年4月，萧老师从哈尔滨去海参崴旅游，因我数年前去过一次，遂问萧老师感觉如何，萧老师回复：悲喜交织。并发来照片问我，与我当年游海参崴时变化大不大。
我回复似乎变化不大。萧老师很怅然地说，游两地，总想起那首民歌《海棠泪》。
萧老师有一次发了一篇《访书东北几个图书馆》的小文，让我特别有感触，遂聊起我也是东北人，且我的硕导是刘敬圻先生。萧老师说：“刘先生可是我的好友啊！”“刘先生还邀我去讲过学呢。”这些琐碎的聊天，都让我感觉到萧老师的真诚和平易。
最近一次是2025年底，红学与苏学学术研讨会在海口举行，萧老师给我发来信息，说想来参会，来见见老朋友。
我去会场见了萧老师一面，还拍了一张合影留念。没想到，竟是最后一面。
前日在古代小说群里惊悉萧老师离世的消息，群里连篇的悼念，无不痛惜萧老师的遽归道山。
说起来，我与萧老师仅有几面之缘，近几年因工作原因，没有专注和深入小说研究，自觉没什么资格写文。但想到萧老师对《〈儒林外史〉学术档案》的支持和认可，不想因我的怯懦和无能而湮没。
甘宏伟师兄也给我发来了信息，说我们可以写一点文字。因缘起档案，故谨将档案中收录的评介附上，重申萧老师在《儒林外史》主题研究方面的卓见，聊表我们真诚的敬意与追思。（白金杰）
萧相恺，1942年生，江西永新人。研究员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1960年毕业于江西永新中学。同年参加工作并开始自学。1966年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科函授毕业。做过中学语文教师、大学中文系教师。
后进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工作，历任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、研究员，文学研究所副所长、所长。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，兼攻古代戏曲。曾任《明清小说研究》主编、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会长。
先后著及合著有《水浒新议》《珍本禁毁小说大观——稗海访书录》《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史论》《宋元小说史》《世情小说史》《〈西游记〉导读》《中国古代小说考论编》《话说水浒传》《水浒传鉴赏辞典》等，主编与合作主编有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《中国通俗小说鉴赏辞典》《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》等，著述凡数百万言。
校点整理与合作校点整理有《宋元小说话本集》《宛如约》《隋史遗文》《宋元说经话本集》《幻缘奇遇》《别本二刻拍案惊奇》《宜春香质》《弁而钗》《包龙图判百家公案》《隋炀帝艳史》等。
这篇《抨击日下世风、探索士子人格建构的书》是探讨《儒林外史》主题的文章，原发表于《明清小说研究》1996年第4期。
关于《儒林外史》的主题，可谓众说纷呈，有源自闲斋老人的“功名富贵”说，有源自程晋芳的“穷极文士情态”说，有肇始自胡适的“反科举”说，还有政治主题说、“儒林丑史”说、“儒林痛史”说、“文化反思说”等等。
萧相恺则提出，《儒林外史》的主题是“抨击日下世风、探求士子人格建构”。
对《儒林外史》主题的认识，自胡适提出“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”是“全书的宗旨”，鲁迅称“迨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出”，“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”以来，人们对书中“批判”“讽刺”的内容给予了更多地关注，政治主题说、“反科举”说、“儒林丑史”说、“儒林痛史”说等即是如此；而对书中笔墨几乎相当的“推赞”“倡导”的内容则重视不够，即使时有论及也多是揭示其相对于“批判”“讽刺”内容的“对照”“映衬”意义，甚或对文本中明显肯定的正面人物或情节也做“批判地继承”的分析，从而很大程度上对作品所彰示的“作者本意”形成了消解甚或遮蔽。
萧相恺对《儒林外史》主题的考察则改变了这一做法，将“推赞”“倡导”的内容与“批判”“讽刺”的内容同等视之。他不仅明确指出《儒林外史》“写了一批正面的知识分子，也写了一批反面的知识分子”，而且指出“从这两批知识分子的身上”，看得出吴敬梓“所提倡的、赞扬的、理想的，也看得出他所反对的、揭露的、批判的”，更由此揭示了《儒林外史》的主题不仅包括有“批判”，而且包括有“建构”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对日下世风的批判，对知识分子人格建构的探求”这一概括，更切合《儒林外史》文本所呈现的实际情形，也更能切近吴敬梓创作《儒林外史》的基本意图。
萧相恺对《儒林外史》主题所包括的“建构”内容的论述，主要是通过对虞博士、庄绍光、杜少卿、马二先生等正面人物的“理解”而展开的。
对《儒林外史》正面人物的研究，有这样一种习见的方式，即以现代的观念预设一个“完人”标准，然后以此对书中人物做褒贬分别、一分为二的工作，做区分“进步”与“局限”的工作。
萧相恺论及书中正面人物时则言：“就连那‘书中第一人’的虞博士在内，严格讲来没有一人可称为完人，更没有‘神’和‘圣’。”
故而他对《儒林外史》正面人物的研究也正“悬置”了这样一个“完人”标准，重在“理解”，重在揭示，重在陈述，也由此形成了诸多创见。
譬如，文中这样论虞博士、庄绍光、杜少卿、马二先生、“四客”等人物：“他们在那世风日下的社会上，仍存着一份‘真’，一分‘自然’，一分‘平实’，一分‘冲淡’，一分‘厚道’”；“看来吴敬梓认为，只要具有这样人格的士人，便是值得称道的人”，“至于士子们的是否参加科考，是否去取功名，则在其次”。
这一持论与《儒林外史》的实际情形是非常切合的。
书中写得很明白：“书中第一人”虞博士也考科举、也做官，只是他始终“一片平静冲淡”，“对于征辟之事，他也不反对，只是不去求”，他首先“是‘真’人”；庄绍光也是“平平实实，淡淡泊泊”，“不掩饰自己的弱点，也不故作清高”，“他的高尚处在，无论面对功名还是富贵，总是行我之所欲行”；杜少卿“不会当家，也有‘贤否不明’的时候”，“但他却又确实‘品行、文章是当今第一人’”，他“慷慨超脱”，他“不为富贵汲汲、不因贫贱戚戚”，他“率性任情、一凭自然”；马二先生“很迂”，“游西湖心中念着的只是功名”，但他“又颇朴实直爽、古道热肠”；“四客”皆有“不俯仰于人的人格”，“与其说他们是市井新人，倒不如说他们是吴敬梓心目中的新型士人”。
显然，上述这些都是《儒林外史》文本“自足话语”所能自然呈现出来的“意义”。
立足于文本，“了解”吴敬梓笔下的人物，如实地揭示其意义，这是萧相恺《儒林外史》人物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。
正因为此，他对吴敬梓及其笔下人物可以说是达到了王国维所说“了解之同情”的境界：“吴敬梓实在是很懂得那个社会，他决不苛求，甚至对知识分子为治生而作的一些世俗的选择，吴敬梓也十分理解。马二的选编时文，虞博士的帮人家看风水，他都让他们认认真真去做。因为有了生活的基础，才能够谈得上高雅和人格尊严，那个虞博士便深懂这一点，吴敬梓更清楚。他只是反对知识分子汲汲于富贵、戚戚于贫贱，反对为了功名富贵而丢失人格，出卖灵魂。”
基于这一认识，萧相恺对《儒林外史》所包括“建构”内容的论析很是理顺章成，“对知识分子人格建构的探求”这一结论也正是对《儒林外史》所包括的“建构”内容非常恰当的揭示。
萧相恺对《儒林外史》主题所包括的“批判”内容的探讨，主要是围绕对影响广泛的“反科举”主题说的回应而展开的。
通过对吴敬梓笔下人物之“真”与“假”的剖析，萧相恺指出，“吴敬梓反对抨击科举考试的笼统说法，实在是一种误解的结果”。实际情形是，士子们是否参加科举考试，是否去功名，乃“在其次”，“注重文行出处才是吴敬梓所要提倡的”。
概括起来，萧相恺在文章中从以下方面对此展开了论述。
第一个方面，由对周进、范进故事处理方式的分析，萧相恺指出，“与其说写这两个人物是为了揭露批判科举制度，无宁说是要绘出那世态的炎凉，抨击那日下的世风”，如小说写周进、范进，也写“他们太汲汲于富贵，戚戚于贫贱”，但“着力抒写的实际是”周进、范进中举前后“遭际的变化”，“周围人们态度的强烈的变化”。
第二个方面，由对张静斋、严贡生、娄三娄四公子、权勿用、张铁臂、杜慎卿、匡超人等形象的分析，萧相恺指出，虽然作者对假名士、假孝子、伪情矫饰的士子等明显地持“否定和讽刺”态度，但“抨击最力的则还是伴随着士子浮沉而出现的丑恶世态”。
第三个方面是将小说中对权勿用、虞博士的抒写进行对照，从而指出，权勿用“不去应考”，“明显地没有了功名欲”，然而吴敬梓照样讽刺他、挖苦他；而虞博士参加了科举考试，还中了进士、作了官，吴敬梓照样赞扬他。
由此，萧相恺提出，可见《儒林外史》笔锋的“主要抨击对象不是科举制度，而是世风的日下”，但《儒林外史》写士林生活，所以，“吴敬梓要鞭挞这日下的世风、不古的人心，当然要借中式与否体现的人情变化来反映”，“单从士人的生活切入”。
当然，萧相恺对《儒林外史》所包括“批判”内容与“建构”内容进行揭示，并不是将二者割裂开看待，而是进一步揭示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。
萧相恺指出，《儒林外史》写湖州莺脰湖之会、杭州西湖之会、南京莫愁湖之会三次“高会”实在也是“世风日下之反映”，而祭泰伯祠“实际也是一‘会’，恰好与那三会相对”。并由此揭示出吴敬梓的“用心良苦”，“正是欲借此倡导‘礼乐兵农，助一助政教’以挽回那日下的世风”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萧相恺虽然提出《儒林外史》的主题是抨击由士林生活反映出来的日下世风，并探求建构士人独立人格的方略，但并不否定《儒林外史》“抨击科举弊端”之说，“只是它的主要指向不在这一方面”，正所谓“严格说来，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揭露，不过是抨击日下世风的一种‘副产品’”。
萧相恺对《儒林外史》的研究，除了对小说主题从“批判”与“建构”两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外，还对《儒林外史》的小说史地位做了考察。
1920年代，鲁迅将《儒林外史》放在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，明确了其“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”的地位。
萧相恺则明确了《儒林外史》在世情小说史上的地位，认为《儒林外史》是世情小说史“第二个高潮的前峰”。
“世情小说”的提法，较早来自于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十九篇《明之人情小说》，所谓“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，间杂因果报应，而不甚言灵怪，又缘描摹世态，见其炎凉，故或亦谓之‘世情书’也”。而对于《儒林外史》，人们普遍接受鲁迅称其为“讽刺小说”的定位，但这是从艺术手法方面说。
其实，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二十三篇也涉及对《儒林外史》题材的论述：“寓讥弹于稗史者，晋唐已有，而明为盛，尤在人情小说中。然此类小说，大抵设一庸人，极形其陋劣之态，借以衬托俊士，显其才华，故往往大不近情，其用才比于‘打诨’。……迨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出，乃秉持公心，指擿时弊，机锋所向，尤在士林；其文又慼而能谐，婉而多讽：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。”
这实际上将《儒林外史》在题材上归属在人情小说中。
但鲁迅只是将“人情小说”作为一个引子，并未对《儒林外史》作为“世情书”在小说史上的地位进行讨论。
萧相恺则对《儒林外史》在世情小说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作了详细的考察。
在《世情小说史》一书中，萧相恺将世情小说的发展分为唐以前的“萌生”、宋世明中期前的“发皇壮大”、明中期至清初的“第一个高潮”、清中期的“第二个高潮”和清后期的“衰微”共五个阶段。
其中“第一个高潮”阶段以《金瓶梅》为“第一座高峰”，《红楼梦》为世情小说的“巅峰”之作，《儒林外史》则是“第二个高潮的前峰”，如此《儒林外史》在世情小说史上的地位就非常明了了。
萧相恺更进一步指出了其在世情小说发展史上的价值和意义：在中国的世情小说史上，《儒林外史》不同于“那些描写男女情爱婚姻、家庭兴衰荣枯”的才子佳人之类世情小说，而是第一部“以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为对象的长篇小说”，是“前此写知识分子小说的一个大总结、一个大飞跃”，是“世情小说题材方面的一个大拓展”。
萧相恺对《儒林外史》主题的认识也是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。从题材内容的视角认识小说，把握其世情小说史地位，并进而由此理解《儒林外史》的主题，这是萧相恺的做法。
这不同于从艺术表现手法的视角，把握其讽刺小说史地位，并由此理解《儒林外史》主题的做法。后一做法显然规定了人们易于对《儒林外史》“讽刺”或“批判”内容的单向度关注。
而萧相恺则脱开了这一“规定”的限囿，对《儒林外史》的主题内容做出了更全面、更准确地把握。而由对《儒林外史》“批判”内容的重视，到对“批判”内容和“建构”内容的同样看待，甚或对“建构”内容给予更多关注，这也大略可以勾勒出对《儒林外史》主旨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。
1、《抨击日下世风、探索士子人格建构的书——也谈〈儒林外史〉的主题》，载《明清小说研究》1996年第4期。
2、《世情小说史》第五章第二节《第二个高潮的前峰：〈儒林外史〉》，署名向楷著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。
（白金杰评介、整理，甘宏伟统稿，摘自《〈儒林外史〉学术档案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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